一九九二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我记得那年的第一场雪落在十一月十七号，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我爸把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搬上了别人的卡车。那是一台松下的二十一寸彩电，三年前他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托人从深圳带回来的，花了八千多块。那天他只卖了三百块钱，连包装箱都没留下。
“爸，电视没了，过年咱还看春晚不？”我站在院门口，手插在袖筒里，冷得直跺脚。
我爸没说话，把三百块钱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贴身的衬衣口袋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领口竖起来，脸埋在里头，只露出一双布满了红血丝的眼睛。那双眼睛以前是很亮的，厂里的人都叫他“王大胆”，说他眼珠子一转就是一个主意。
可现在那双眼睛像两盏快要熄灭的灯，昏黄、黯淡，透着一股子认命的倦意。
我叫王远志，那年十四岁，上初二。我们家住在辽宁鞍山一个叫八家子的地方，说是镇又不是镇，说是村也不算村，就是沿着铁路线长出来的一片居民区，住的大多是鞍钢的下岗职工或者做小买卖的散户。我爸王德胜不属于这两种人，他以前是倒腾钢材的，就是那种没有正经单位、靠关系和胆量吃饭的人。八十年代末那几年，他确实风光过一阵子，家里第一个装电话，第一个买摩托车，连我妈的嫁妆都换了三茬。
可风光的底子虚得很，就像用纸糊的灯笼，看着亮堂，一根火柴就能烧得干干净净。
九〇年之后，钢材市场突然就不行了。我爸跟一个南方人合伙做了一笔大买卖，把全部家当压进去，从鞍钢批了一批线材发往广东。结果货到了广东，那个南方人不见了，连带着我爸投进去的二十八万块钱一起蒸发了。二十八万，在那个年头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七八十年的工资。
后来的事情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地倒下去。债主们闻着味儿就来了，有的好说话，给个期限慢慢还；有的凶得很，堵在家门口骂，砸玻璃，往院里扔砖头。我妈扛了不到一年就走了，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只穿了一件自己缝的碎花棉袄。她站在院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到底什么也没说出来，转身消失在了巷口的风雪里。
我没有怪她，那一年我才十二岁，但我什么都懂。
我爸也没有怪她，他只是在我妈走后的那个晚上喝了很多酒，然后就再也没有碰过一滴酒。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算了一夜的账，第二天早上出来的时候，眼睛肿得像桃子，手里攥着一沓写满了字的烟盒纸，对我说：“远志，爸欠了七家一共十九万三千块，爸得还。”
他说到做到。把摩托车卖了，把彩电卖了，把冰箱卖了，把洗衣机卖了，把家里但凡能搬动的东西全都卖了。他白天去钢材市场给人卸货，晚上去火车站扛大包，后来经人介绍去了一个私人开的小轧钢厂看炉子，一个月挣六百块钱。六百块钱，他留下五十块钱吃饭，剩下的全部还账。那些债主们见他这样，慢慢也就不闹了，有的甚至还劝他悠着点别把命搭进去。
可命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不等人。
九二年秋天的时候，我爸开始咳嗽。他以为是感冒，扛了几天不见好，后来咳出来的痰里带了血丝。他也没当回事，说是在炉子跟前烤的，肺里积了火气。我不放心，缠着他去镇卫生院看了看，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大夫听了听他的肺，脸色就不对了，把片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最后把他支出去，单独跟我说：“让你爸去市里大医院查查吧，越快越好。”
老大夫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眼睛盯着那张X光片，手指在左上肺的位置点了点。那片阴影像一个不怀好意的墨团，洇在那张灰白色的胶片上，怎么看怎么碍眼。
我忘了是怎么从卫生院走回家的。只记得那天刮着大风，路边的杨树叶子早就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像无数根瘦骨嶙峋的手指伸向灰蒙蒙的天空。我爸走在前面，军大衣的下摆在风里啪啪地拍打着他的腿，他走得很慢，像是每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我走在他后面，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忽然发现他的头发白了大半，可他才四十二岁。
到市里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最坏的那种。肺癌，已经扩散了。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先问了我多大，我说十四，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用一种跟孩子说话的口吻告诉我，你父亲的病很重，需要住院治疗，但治愈的可能性不大。他说得很委婉，但我听得懂他的意思——准备后事吧。
我没有哭，至少在那间办公室里没有哭。我甚至觉得那一刻的自己像个冷血的动物，脑子里转的全是现实的问题：住院要多少钱？家里还欠着别人多少钱？如果我爸也走了，我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像一把钝刀，在我的脑子里来回地锯。
我爸倒是很平静，好像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会是这个结果。他从医院回到家，第一件事不是躺下休息，而是翻出那沓皱巴巴的烟盒纸，看了看上面记的账，然后对我说：“远志，还欠老陈家一万二，老李家八千，孙大头还欠咱们两千——这是要回来的，加上你三姨上次送来的一千，拢一拢，把老陈家的先还了，剩下的……”
“爸。”我打断了他，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你先看病行不行？”
我爸愣了一下，然后就笑了。那是我记忆中他最后一次笑，笑得很难看，嘴唇干裂出了血，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说：“看啥看，看不好的病就别浪费钱了。”
后来的日子，我爸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不再去上班了，整天躺在床上，盖着两床被子还喊冷。我把炉子烧得很旺，屋里暖烘烘的，他还是冷。到了十二月中的时候，他已经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耸起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皮肤蜡黄蜡黄的，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旧报纸。
可他每天还是要下床一次，摸索着走到那张老式三屉桌前，拉开最下面那个抽屉，把手伸进去摸一摸。那个抽屉我一直没打开过，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有一次我趁他去上厕所，拉开看了一眼，里面只有一个铁皮盒子，上面印着“上海冠生园”的字样，盒子很轻，摇一摇也没什么声响。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打开它，又把抽屉关上了。
十二月二十三号，我放了寒假。那天晚上我煮了一锅棒子面粥，把煮得最稠的那碗端给我爸，他用勺子舀了两口就放下了，说咽不下去。然后他忽然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不像一个快要死的人，指节咯咯地响，像是要把所有的力气都在这一刻使出来。
“远志，”他叫我的名字，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爸跟你交代个事。”
“你说，爸。”我趴在床边，耳朵凑到他嘴边。
“爸这辈子，对不起你和你妈。”他喘了一口气，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做生意赔了，把家败了，没给你留下啥。但有一件事，爸一直没跟你说。”
他的手握得更紧了，指甲掐进我的皮肉里，有点疼。
“你二叔，王德贵，在香港。”他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点光，像是将灭的余烬被风吹了一下，又亮了一亮，“当年你爷爷带着你二叔去了香港，走的时候你还小，不记事。你二叔后来托人带过信来，说他在香港混出了名堂，让爸过去跟他干。爸没去，拉不下那个脸……”
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在跟什么东西争夺说话的权力。
“爸现在想明白了，脸面值几个钱？你去找你二叔，就说你是王德胜的儿子，让他帮帮你。那是我亲弟弟，他不能不管他的亲侄子。”
他松开我的手，指了指那张三屉桌：“下面抽屉里……有个铁盒子，里头有你二叔的地址和一封信，你收好了，等爸走了……你就去找他。”
我说不出话来，眼泪终于没忍住，啪嗒啪嗒地砸在被子上。我爸见我这个样子，忽然就急了，他想撑着坐起来，胳膊肘支在床上抖了好几下都没撑起身子，最后重重地摔了回去，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别哭！”他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像是拼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王远志你给我听好了，你是王德胜的儿子，王家的种，不能哭！事情到了这一步，哭有啥用？哭能把钱哭回来？哭能把人哭活？”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整张床都在抖，我赶紧给他顺气，摸到他后背的骨头一根一根的，硌得手疼。等他咳完了，嘴角挂着一丝暗红色的血沫，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瘫在被褥里，只剩下胸口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
“去吧，”他闭上了眼睛，声音又低了下去，像是从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回响，“去香港，找你二叔。”
那是我爸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死在两天以后，十二月二十五号，圣诞节。那个洋节在八家子这种地方没人过，但镇上供销社门口的橱窗里不知什么时候贴了一张圣诞老人的画，红彤彤的，跟他走的时候灰扑扑的脸色形成了刺目的对比。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我端了一碗热粥进屋的时候，他的手已经凉了。
我站在床边端着那碗粥站了很久，久到粥凉透了，久到窗外的天光从灰白变成了昏黄。
然后我放下碗，走到三屉桌前，拉开最下面那个抽屉，拿出了那个铁皮盒子。盒盖锈住了，我用改锥撬了好几下才撬开。里面是一层已经发黄的棉花，棉花底下是一封信和一个红色的塑料皮笔记本。信是二叔写的，确切地说，是一份不知道从哪里撕下来的信纸，上面用蓝色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
“大哥，我在香港九龙红磡芜湖街XX号二楼，做五金生意。你什么时候过来都行，跟我联系。德贵，一九八六年七月。”
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照片，黑白的那种，边角已经泛黄卷曲了。照片上有四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一个年轻男人，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老头老太太我不认识，但那个年轻男人的眉眼跟我爸很像，只是更精神，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站得笔直。那个小孩穿着一件小背心，光着脚站在地上，歪着头看着镜头，一脸的茫然。
我想那个年轻男人应该就是我二叔王德贵，那个小孩大概就是我了。
我把信和照片重新放回盒子里，把盒子揣进了军大衣的口袋。军大衣是我爸的，穿在我身上又大又长，下摆都快到膝盖了，但我没有别的厚衣服，整个冬天都穿着它。那件大衣上有我爸的味道，烟草味、铁锈味，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重体力劳动者身上的酸涩气味。我把脸埋进衣领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出门去处理我在这世上最后一桩未了的事——我爸的后事。
那几天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有些模糊了。只记得来了很多人，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三姨来了，抱着我哭了很久，说要带我回她家住。我说不用，我能照顾自己。老陈来了，就是那个欠他一万两千块的老陈，他蹲在院子里抽了一根烟，站起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塞到我手里，说了一句话：“你爸是个讲究人，这些账不用还了，这钱你拿着安葬你爸。”我数了数，一千块钱。后来的事情证明，老陈是个好人，他不但没再要那一万两千块钱，还帮了不少忙。
火化、买骨灰盒、办追悼会、下葬，所有的程序都是我跟着三姨和三姨父跑下来的。三姨夫是个老实人，在鞍钢当工人，一个月工资四百多块，家里也不宽裕，但还是帮我垫了不少钱。我爸下葬那天，天又下雪了，不大，细碎的雪粒子被风卷着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来对三姨说：“三姨，我要去香港找我二叔。”
三姨当时就哭了，她以为我疯了。她说香港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不？坐火车要三天三夜，还要过海关，你还得办手续，你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你咋去？你去了咋找你二叔？你找到了人家认不认你？
三姨说的都是对的，但那时候的我听不进去任何劝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爸说了，让我去香港找我二叔。那是我爸最后交代给我的事情，我必须去办。
而且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三姨家就两间房，三姨夫那边还有老人要照顾，我能去住几天，但不能住一辈子。我手里的钱，加上老陈给的一千，三姨留下的五百，还有我爸剩下的一点积蓄，拢共不到两千块钱。在八家子这个地方，两千块钱够我活一阵子，但活不了太久。我十四岁了，在农村已经算半个劳力，可我还要上学，我不想不上学。
去香港找二叔，听起来像个疯子的想法，但对我来说，那是唯一的出路。
办完我爸的后事，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处理各种杂事。退掉了租住的房子，把能卖的东西全卖了，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床单被褥，统共卖了不到两百块钱。我把那套军大衣送去干洗店洗了，花了八块钱，那是那件大衣穿在身上以来第一次被干洗。然后我去派出所开了户籍证明，去镇政府开了介绍信，跑到市里去办边防证和港澳通行证。
办证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也远比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能独立应付的复杂得多。那个年代去香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而且我没有任何亲属在香港的证明——二叔的信上只有一个地址，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办事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她看了看我的户口本和我的脸，问了一句让我的心沉到了谷底的话：“你才十四岁，你家长同意你去香港？”
我说：“我没有家长了，我爸刚去世，我妈走了。”
胖大姐愣了一下，然后就把我的材料推了回来，说没有监护人签字不能办。我站在那个灰色的柜台前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又转，最后还是被我硬生生地逼了回去。我把材料和铁盒子收好，说了声谢谢，转身走出了那间冰凉的办事大厅。
外面的天灰蒙蒙的，是那种北方冬天特有的灰，厚重、压抑，像一块怎么也拧不干的抹布盖在城市上空。我站在市中心的马路边上，看着来往的车辆和行人，忽然觉得自己像一颗被风吹起来的草籽，飘在半空中，落不到任何一片土地上。
可我没有时间沮丧。我在市里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翻遍了电话簿，找到了市公安局外管处的电话。打了三次才有人接，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像一个孩子，把事情说了一遍。接电话的是一个男的，声音很冷淡，说必须要监护人或者亲属出面，否则没有别的办法。我挂了电话，在冷风里站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回八家子。
三姨看我回来了，以为我打消了去香港的念头，松了一口气。可第二天一早，我又走了，这次是去了鞍山市区，找到了一个在火车站认识的大哥。那人姓周，二十六七岁，是跑长途货车的，经常在八家子那边的装卸队拉活，跟我爸还算认识。我爸下葬那天他也来了，给了五十块钱的份子，我没舍得花。我找到他，跟他说了我的想法。
老周吸着烟，眯着眼睛听我说完，烟头在指间烧得只剩一个屁股了才掐掉。他说：“小远志，你想好了？你这要去香港，可不是去沈阳，那得办正经手续，你一个小孩儿，没有大人带着，根本办不下来。”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想先到深圳，到那边再想办法。”
老周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写满了“这孩子疯了”四个字，但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可能是对一个十四岁孩子身上那股执拗劲儿的某种敬意。他掐灭了烟头，从兜里掏出一支圆珠笔，在一个烟盒上写了一串数字，撕下来递给我：“这是我一个哥们的电话，他在深圳跑货运，你要是真到了那边，给他打电话，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帮帮你。”
我接过那张烟盒纸，叠得整整齐齐的，跟二叔的信放在了一起。
九三年一月十八号，农历腊月二十六，我坐上了从鞍山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三姨在站台上哭成了泪人，三姨夫把自己的棉手套摘下来塞给我，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二十个茶叶蛋和十几个馒头。他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只是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力道大得让我一个趔趄。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没有回头。
三毛钱的站台票只能送到进站口，三姨和三姨夫站在站台上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两个模糊的灰点，消失在北方冬天灰白色的雾里。我挤在硬座车厢的连接处，身边是一个编织袋和一个人造革的提包，提包里装着我的全部家当：两套换洗衣服、一双棉鞋、一把牙刷、一个搪瓷缸子、一个装着信和照片的铁盒子、一个藏在内裤口袋里的布包——里头是一千八百四十块钱。一千八百四十块，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财产。
车厢里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人。人挨着人，行李摞着行李，空气里弥漫着泡面味、脚臭味和劣质香烟的辛辣气息。我缩在靠窗的座位上，把军大衣裹得紧紧的，下巴埋进衣领里，眯着眼睛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北方旷野。冬天的田野光秃秃的，一块一块的没有尽头，偶尔有几棵瘦弱的白杨树孤零零地站在田埂上，像一个个沉默的哨兵。
我不知道火车要开多久，三姨说从鞍山到广州要两天两夜，中间还要在北京倒一次车。我没出过远门，最远只去过一次沈阳，还是跟我爸去卖货。但我不怕，十四岁的我不知道什么叫怕，或者说，害怕这种情绪在我心里已经没有位置了，那个位置被一种更强烈的东西占据了——那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近乎麻木的决绝，就像一个已经输光了全部的赌徒，最后的一枚硬币反而变得轻如鸿毛。
火车在第三天中午到了广州站。我从站台上下来的时候，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耳朵里嗡嗡地响，鼻腔里全是铁锈和煤灰混合的腥味。我跟着人流走出了出站口，站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被南方的热浪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顿。
那是一种跟北方完全不一样的冷热。北方的冬天是干冷干冷的，冷得干脆利落，像刀子割肉；而广州的冬天说冷不冷说热不热，潮湿黏腻，像一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毛巾捂在脸上，让人透不过气来。我穿着军大衣站在广场上，没走几步就出了一身汗，后背的衬衣湿透了，黏糊糊地贴在身上。
我把军大衣脱下来搭在胳膊上，开始找去深圳的车。广州到深圳已经不远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去火车站，也舍不得打出租车。我在广场上转了几圈，找到了一辆去深圳的长途大巴，车票要三十五块钱。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编织袋和提包放在脚边，把军大衣盖在上面，抱着那个铁盒子，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车已经进了深圳。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深圳。一九九三年的深圳，正是大建设的时候，到处都是工地，脚手架密密麻麻地戳在天上，塔吊像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铁十字架，在夕阳的余晖里闪着橙红色的光。马路很宽，车很多，路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广告牌和刚刚冒出地面的高楼大厦，空气中弥漫着水泥、石灰和柴油混合的气味，那是一种属于建设者的气味，粗粝、蓬勃、生机勃勃。
大巴停在了一个叫罗湖的地方。司机说，这就是终点站了，要去香港的往前走就是罗湖口岸。我扛着编织袋提着包下了车，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陌生街道上，身边是操着各种口音的行人，他们行色匆匆，没有人多看我一眼。我像一条逆流而上的鱼，在人群中笨拙地穿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该问谁。
我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道走了多久，直到一个巨大的建筑出现在我的面前——罗湖口岸。那栋楼在那个年代算是很气派的建筑了，米白色的外墙，大片的玻璃幕墙，楼顶上竖着几个红色的大字，写得工工整整的。大楼前面的广场上站着很多人，有的在抽烟，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跟穿制服的人说话，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焦灼、期待、紧张、兴奋，各种情绪搅在一起，像一锅煮开了的粥。
我站在广场上，仰头看着那几个红色的大字，心跳忽然快了起来。一关之隔，就是香港了。我二叔就在那个城市里，在九龙红磡芜湖街的某个二楼，做着五金生意。我来找他了，按我爸说的，我来找他了。
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个铁盒子，冰凉的，沉甸甸的，像是揣着一个承诺。
可问题很快就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我没有边防证，没有港澳通行证，没有任何可以合法过境的证件。我在深圳的街头茫然失措，口袋里揣着一千多块钱和一张写着陌生地址的信纸，像是站在一堵没有门的墙前面，看得见墙那边的光，却找不到一条路可以走过去。
那个冬天，我十四岁，无父无母，身上揣着一个承诺，站在罗湖桥的这一头，望着桥那头灯火辉煌的城市，想不出任何一种办法能够跨越那道看似不存在的界限。
但我没有放弃。
我不知道的是，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才真正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跋涉——而这场跋涉的终点，远远不是香港，也不是二叔，而是某个我十四岁时还完全无法想象的、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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