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造成了北京“北贵南”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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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9期）

所谓“城南计划”指的是9月19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外发布的《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下称“城南计划”），确定了“一轴、两廊、两带、多点”的空间布局，明确到2020年底要实现城市承载能力有效提升、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改革创新机制逐步完善三大目标。

第三版“城南计划”会改变这一切吗？

“北贵南贱”的格局如何形成？

第三版“城南计划”的实施范围包括位于北京南部的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城南相对于城北的落后，从地区生产总值中便可看出。以2016年为例，大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山及丰台的GDP分别为583.2亿元（不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1213.8亿元、606.6亿元及1297.0亿元，仅占全市GDP总量（25669.1亿元）的不到15%。如果再向前推6年，占比数据更为夸张，2010年城南四区的GDP总量为1418.2亿元，占比仅一成。但在人口数量上，2016年城南四区常住人口共483.6万人，占总数（2172.9万人）超过五分之一。

而城北领先城南不仅体现在GDP数据上。著名的学院路沿线高校群以及北大、清华等无一不落户城北，而无论是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场鸟巢还是APEC峰会的主会场无一例外地位于城北。

从历史上看，从清朝开始施行旗汉分居政策，只有旗人有资格住在当时的北城即内城，而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只能住在当时的外城，在资源分配、人才倾斜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这似乎是200多年来形成的历史格局。

但他同时认为，北京南部地区已经没有任何理由背负历史包袱，“2010年宣武和崇文二区并入西城和东城区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南城’已不在北京‘城南计划’的实施范围之内。城南的范围随着北京市面积的扩大而有了完全不同的空间尺度，而且随着产业和功能区的加强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地铁线路的加密，我对北京南部地区未来的发展态势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新版“城南计划”有何不同？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棋盘

这已不是北京第一次出台针对南部地区的发展计划。2010—2012年、2013—2015年，北京已先后实施两轮城南行动计划，共安排395项重大项目、总投资约6860亿元。

而与前两个版本计划不同的是，第三版“城南计划”将北京城南地区融入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棋局中，成为一颗战略棋子。

“城南计划”提出，城市南部地区紧邻首都功能核心区，居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中间，是“一核两翼”的腹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并提出要将其打造成“首都功能梯度转移的承接区、高质量发展的试验区、和谐宜居的示范区”。

同时，雄安新区给北京南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走廊。三个版本的“城南计划”中均有一条从北京中心城区出发，经过通州、大兴到达津冀地区的经济走廊，这条走廊只经过北京城南的东部地区，靠近如今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一侧，同处城南的丰台和房山难以被这条走廊惠泽。而第三版“城南计划”还提出了京雄发展走廊，从中心城区出发一路向南，串联北京南部地区，直通雄安新区。

在李国平看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是分列在北京城南南侧和东侧的两个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体，这两个“秤砣”将给北京城南带来极强的实体支撑作用。“相较于这两个强力支撑作用的实体，之前两个版本的‘城南计划’对南部地区的支持就显得太虚了。”李国平认为，与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相比，大兴国际机场是可以直接为城南地区提供实体支持的第三个“秤砣”。“过去人们都不乐意来城南，现在有了大兴国际机场，在首都国际机场之外这是所有坐飞机到北京的人的第一站。”他认为大兴国际机场的作用十分大，它的出现将巨大的人流“牵”向城南，为这一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潜在目标市场。

南中轴和丽泽金融商务区在新版“城南计划”中获得了明确的部署。

南中轴被确定为城南地区发展主框架中的“一轴”，“城南计划”要求“充分利用疏解腾退空间，营造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发挥南中轴对城市服务功能的组织作用，形成贯穿中心城区、南苑—大红门、北京新机场的生态文化发展轴”；丽泽金融商务区也被列为城南的重点功能区之一，“城南计划”要求“建设新兴金融产业集聚区、首都金融改革试验区。建立市级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推进丽泽金融商务区与金融街一体化发展，主动承接金融街、北京商务中心区外溢配套辐射资源”。